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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简史
概说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宝库中,诗歌是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中国诗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果从《诗经》算起,已经有三千多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诗歌一直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紧密相关。古代祭神、节庆的时候,要唱诗祈福、祝愿;朋友聚会或离别时,要作诗言欢、赠诗惜别;青年男女谈恋爱时,也常以诗歌相与赠答、互诉衷曲;外出旅行看到名胜古迹,人们往往要题诗赞美。唐宋以后,科举考试也要考做诗,诗做得好,还可以得到功名,获得做官的资格。而且,自先秦开始,就有“诗缘情”、“诗言志”的传统,历代诗人都喜欢用诗歌来述怀、抒情,表达对自然、社会、人生乃至宇宙的感受和看法。三千多年来,中国诗坛涌现出众多杰出的诗人和优美、感人的作品,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不断,成为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
下面就让我们漫步在历史画廊中,回顾一下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光辉历程,了解其伟大的艺术成就。
先秦两汉诗歌
诗歌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代,没有文字,只有在口头上唱的歌谣。这些
歌谣往往和先民的劳动生活、宗教祭祀密切相关,是配合着音乐舞蹈的。但是由于没有文字的记录,所以我们今天难以窥见其历史面貌。
大概到了周代,周王朝为了制礼作乐,曾派采诗官在春秋两季到各地搜集歌谣,贵族们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猎、讽谕等目的也作诗、献诗,这些诗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被编辑成了《诗》。《诗》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期(公元前七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被称为《诗三百》,汉代以后称之为《诗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最早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源头。其中的作品按照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共有周南、召南、邶、鄘、卫、郑、齐、魏、唐、王、秦、陈、桧、曹、豳等十五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160首,又称十五“国风”。“雅”有“正”的意思,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共有105篇。“雅”又因产生的时代和乐调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多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小雅则多为周王室衰微以后的作品。“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歌舞曲,其中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诗经》的表现内容较为丰富。“雅”、“颂”中有些作品带有“史诗”的性质,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但《诗经》的精华在于十五“国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歌唱爱情,赞美劳动,揭露现实,是“国风”中最为动人的主题。如《诗经》第一篇《关雎》,就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情歌,开了中国爱情诗的先河。《诗经》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后人曾经归纳为“赋、比、兴”。“赋”是铺陈叙述,“比”是比喻,“兴”是起兴。《诗经》在句式上以四言诗为主,章法复沓,回环往复;语言上双声、叠韵的现象比较普遍,修辞巧妙,韵律和谐。但是,《诗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在于后来汉儒借《诗经》所阐发的“诗言志”、“美刺”、“比兴”以及“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一直被历代诗人奉为创作圭臬。
中国诗歌的另一源头是《楚辞》。《楚辞》是在战国后期南方的诸侯国楚国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它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名平,是楚国的一个没落贵族,曾任三闾大夫和左徒,一度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他对内主张“举贤授能”,变法图强;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后因遭到贵族保守派的谗害排挤,被楚怀王放逐了。在放逐途中,他爱国之心不改,把满腔的郁闷写成了一首首感情浓烈、文辞华美的诗篇。他后来看到楚国必将灭亡,人民水深火热,而他又无力回天,遂自投汨罗江而死。他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诗人。现在能够肯定的屈原的作品,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等。其中《离骚》集中反映了屈原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在这首中国诗歌史上最长的抒情诗里,屈原反复倾诉了对国家的热爱,讴歌了美好的人生理想,表达了自己决不同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句发自肺腑的诗句,成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真理的心声。《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祀乐歌改作和加工而成的一组诗歌,或写人对神的礼赞倾慕,或写神灵间的眷念、爱情,语言优美,情思忧伤。《楚辞》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于《诗经》别样的诗歌美学风格,以其波荡汹涌的感情,奇幻瑰丽的想像,铺陈华美的语言,勃发出极强的浪漫色彩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又一重要源头。
汉代诗歌,有直接从《诗经》而来的四言体,但因形式上的僵化,未能出现优秀的作品;有运用《楚辞》形式写成的“楚歌”体,亦少有创新。汉代诗歌的新成就集中体现在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古诗十九首》中。
汉乐府的产生和汉代音乐机构-乐府关系密切。史载秦汉立乐府,但乐府的真正繁荣自汉武帝始。它的职责是采集民歌加以整理,配乐演唱。后来人们
便把乐府所采集和演唱的民歌叫做“乐府诗”、“乐府歌辞”。汉乐府继承《诗经》反映现实的优秀传统,多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它们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尤多抒写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和情绪的作品。如《东门行》、《妇病行》等,写人民的困苦;《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写战争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所思》、《上邪》、《公无渡河》等,则歌咏了男女间诚挚坚贞的爱情;《陌上桑》赞美了平民女秦罗敷的美丽和智慧,讽刺了贵族官僚的荒淫无耻;《焦仲卿妻》则是封建家长干涉青年婚姻所酿成的一个悲剧。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自然,活泼生动,且时有真率稚气。它们句式多样,以五言为主,是中国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一次创新。五言诗的标志是“二三”节拍,较之《诗经》的“二二”节拍,抑扬顿挫,韵律上更优美,表情达意也更丰富、自由。
随着汉乐府的流行,文人开始仿作五言,到汉末便呈现出五言诗大兴的局面。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民歌影响文人创作的一件值得彰明显著的大事。汉末的许多五言诗,因为作者姓名不可考,自晋代以后就被称为《古诗》,其中有十九首被萧统编入《昭明文选》,代表了当时五言诗创作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了夫妇、朋友间的离情别思,士人宦游失意之感,有的作品还流露出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东汉后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哀怨虽深,却平平说出,娓娓道来。语言浅近自然,诗境清和平远。后人把它们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如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诗品》)。
魏晋南北朝诗歌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文人五言诗创作的繁荣时期。
最大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等建安七子。他们一扫汉末文人的颓唐,通过亲身体验,学习乐府民歌来反映国家的丧乱和人民的苦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们的不少诗篇,还表现了企求乘时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名垂青史的奋发精神,大多情怀慷慨,意气风发,才调纵横。语言上深受乐府民歌影响,疏朗明白,不尚雕琢,具有清新刚健的风格。后人把建安诗歌这种建筑在慷慨情怀基础上的爽朗刚健的风貌,称为建安风骨,或者称之为汉魏风骨。唐代诗人曾经把追求建安风骨当作革新诗风的一个有力口号。
曹植在建安诗人中年龄最小,艺术成就却最为突出。他前期深受曹操喜爱,纵情任性,风流不羁;后期名为藩王,实际上遭到曹丕、曹叡的猜忌和迫害,常怀忧惧之心。他才华横溢,写诗颇多,通过各种题材,采用直写、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多方面抒写其内心世界的彷徨和悒郁。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在内容之深邃和艺术之精湛两方面,均超迈前人,钟嵘《诗品》誉之为“诗中之圣”,成为后世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一个新范型。
建安文学之后出现了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在魏晋易代之际,为了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恐怖,嵇康直接抗争,诗文均愤世嫉俗,最终招致杀身之祸。阮籍不敢公然反对,外表佯狂放诞,内心十分痛苦。其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远绍《小雅》、《楚辞》,近承《古诗十九首》,受“言不尽意”玄学思想和险恶政治环境的影响,大多采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写得隐晦曲折,意旨遥深,归趣难求,创造了黑暗政治下用诗歌进行抗争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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