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宵别梦寒抒情散文
秋天的这些夜晚，时常梦见母亲。某一晚，我居然做了两个梦，两个梦里，都有母亲的苍老的身影。两个梦的间隙，我怀疑不过十分钟。
母亲的确是老了，老得已经失去了人形。每一次见到她，我都怀疑是自己老了，以至于无法确定母亲到底又老去了几轮。我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母亲已经极度虚弱，同时又极度虚胖，那盏已经燃了七十二年的灯油，即将耗尽。事实上，如果不是我们竭力挽留，母亲的灯盏恐怕早就熄了。在乡下，一个老人的离开和一个婴儿的到来一样容易，而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的离开，几乎算得上是一件喜事。——这样的离开我们会说“走”，而不说“死”。“走”和“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意思。比如麻子爷，麻子爷是去年走的，麻子爷走的时候，一个巢山村的人都松了一口气。麻子爷活得太久了，差不多活成精了，连父亲这一辈子的老人都说不出麻子爷究竟活了多少岁数。大家为此还发生过一次异常激烈的争论，但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麻子爷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年龄。总之，大家都觉得麻子爷早就该走了，于是到了去年，麻子爷终于显示出了他的大家风范，顺应民意地走了。麻子爷肯定是不乐意的，但在生死存亡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因此，麻子爷前脚刚走，一个村子的人就都奔走相告，甚至还放起了鞭炮。在经久不息的鞭炮声里，大家的脸上都挂着色彩不一、大小不等的微笑。“嗨，总算是走了。”“哎，也该走了！”瞧瞧，这不是喜事，难道还是丧事么？肯定不是丧事。
麻子爷走了之后，一个时代就结束了。而在属于母亲的那个时代里，已经先行离开的老人也不算少。也正因为如此，在巢山人的眼里，身患尿毒症的母亲也可以毫无遗憾地走了。麻子爷就是被人们给念叨走的，现在，人们又开始念叨起了我的母亲。而母亲偏偏又是那种经不起念叨的人，虽然人们也只是偷偷地在私下里念叨，但奇怪的是，他们每一次念叨，母亲都能够清楚地听到。母亲说，张三和李四在掐我的日子了！父亲摇摇头，但没有出声。母亲病重之后，父亲就更加沉默了，。父亲的沉默，原就是一口幽深的古井。第二天，母亲又说，张三和李四还有王五又在掐我的日子了！父亲还是有些不信，父亲甚至怀疑，久病沉疴的母亲已经有些神经，但母亲说得千真万确，面容哀戚，又由不得父亲不信。将信将疑的父亲这才疑疑惑惑地出了门，一看，张三和李四果然就蹲在王五家的墙根下面，猛然间见到从天而降的父亲，她们像触了电似的，几张嘴巴久久无法合拢。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们一眼，进门之后，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的母亲。这个传奇般的经历让父亲几夜无法合眼，父亲想不通啊，人明明是在屋子里，她怎么就能知道别人在掐她的日子呢？
这件事，我咨询过许多人，但没有一种解释能让我完全相信。
我只愿意相信：在母亲病重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神。是这个神，在庇佑着我的母亲。
巢山是呆不下去了。巢山人的念叨让久病沉疴的母亲无法容忍，让与母亲相濡以沫了六十年的父亲无法容忍，让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无法容忍。我们兄妹六个都在合肥。我们都认为，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理所当然地也应该呆在合肥。只要到了合肥，那些人就是再掐日子，估计也是白掐，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呢，就是掐出雷鸣般的声响，母亲也听不清。于是，母亲和父亲终于进了城。
谁知道，母亲进城之后就彻底变了，变得像父亲一样沉默，变得比父亲更像是一座幽深的古井。上班之后，时常，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他们就久久地坐着，目光呆滞，除了母亲间歇性的咳嗽，他们半天都不出一声。在令人窒息的沉默里，他们像两艘吃水过深的木船，向着时光的深处慢慢沉沦。逼仄的居室，成了一座钢铁、水泥铸就的坟。这样的巨变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也让我们非常担心。于是家里就订了报纸，本地的报纸差不多都订齐了，一共是五份。父亲就一头扎了进去，上午，父亲在《安徽商报》上揪出三个错别字；下午，又在《安徽市场报》上揪出四个错别字。母亲看不来报纸，也不习惯于看电视，她嫌电视“太吵”，“太假”，“把人都教坏了”。
沉默。午夜一样厚重的沉默，沉沉地埋住了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牵手走过了六十年，到终于要分手的时候，都显得心思重重。或许，人也只有到了疾病缠身的暮年，才会真正思考自己的前生和来世，也才会真正思考身后的事情。久病沉疴的母亲显然已无数次地思考过了，那些成吨成吨的沉默像一条汹涌的暗河，每一朵波浪，都想持久开放。人都是怕死的，我的平凡的母亲，当然也一样。每到经济拮据的时候，母亲都会主动要求放弃治疗。但每一次，母亲都显得极其伤感。患病之后的母亲已然懂得，透析疗法根除不了尿毒症，而透析的费用，又是那样惊人。决定挽留母亲的那个下午，医生就反复告诫我们：透析是个无底洞！医生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他甚至说，如果是他的母亲得了尿毒症，他也不会做这种终将人财两空的决定。但最后，我们兄妹六个还是拿出了砸锅卖铁的决心。事实上，对于尿毒症来说，决心是远远不够的，即便是六个人的决心。每个月的最后几天，我们都要轮流付出一笔远远超出月薪的费用。对于尿毒症来说，放弃治疗就等于宣判死刑。母亲把死亡如此真切地推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六个兄弟姐妹，都在经历严刑拷打。
母亲不是在逼我们，她是真的想放弃。只不过，任何一个死里逃生的人，都比常人有着更为强烈的求生本能。那年冬天，母亲一直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她无法进食，呕吐不止（把五脏六肺都要吐出来的那种），《病危通知书》一再下达，医生一再提醒我们早日准备后事。最后，命悬一线的母亲奇迹般地挺了过来，感谢上帝！那个寒冷的下午，他老人家居然冒雨来临。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小村巢山。他们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们看来，该走的母亲却不舍得走，是成心要抢他们的阳寿，是成心要做他们的敌人。母亲刚到合肥的那段日子里，他们几乎一天一个电话，每一个电话都说他们已经替母亲看中了一块好坟。那是块“发人”的坟地，他们说，比麻子爷的那块地还要过劲，完全配得上我的母亲。
每回都是父亲接的电话。每回的电话都让父亲无地自容。
母亲的疾病把父亲拖进了万丈深渊。两年来，一直是父亲在照顾母亲。父亲对此是有怨气的，却又毫无办法，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没人能完全脱身。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但这样的陪伴父亲显然没有料到，母亲甫一确诊，父亲的头发就全白了，身体跟着也垮了，浑身上下缩小了一轮。在帮母亲一天做四次的透析里，父亲一天天地矮了下去，精神委顿。他的沉默，比母亲的身体更令人揪心。较之于母亲，父亲的心理其实更为脆弱。在私下里我们议论，如果是父亲患了尿毒症，就是再来一个上帝估计也没什么用。对于有些人而言，一旦病危，便是一件无法逆转的事情。疾病固然残忍，但比疾病更可怕的，其实是虚弱的内心。父亲恰恰是一个内心极其虚弱的.人，而父亲的这种虚弱，仿佛是一种威力巨大的传染病，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母亲和我们。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父亲一旦提前倒下，谁来照顾母亲？事实上，两年来的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并非没有这种可能。
每次想到这种可能，我都感到无助而灰心。单位离母亲的住处，不过十分钟的车程，但自打孩子出生之后，我便很少再去看望母亲。孩子和工作成了我生活的两极。除了准备给钱的那几天，久病沉疴的母亲几乎被我给忘得一干二净。只有失眠或者是在醒来的梦里，我才一次次地意识到，属于母亲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而父亲，也即将走完他操劳而多舛的一生。看着身边的孩子天真可人，憨态可掬，那么像我，那么像我的父亲，我时常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在已然醒来的梦里痛哭失声。生命真的是条河流，爱像水一样无法返回，它全流给了下游的孩子，上游终将干涸，而下游永无止境。
看上去我是个忙人，工作，生活，读书，写作，如此等等。许多时候，我不得不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拒绝各种各样的应酬，以至于拒绝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在惯性的拒绝里我失去了太多，包括友情和亲情。时常，在给母亲打电话的时候，我感到万分内疚，近在咫尺，却需要借助电话来表示孝心，但放下电话不久，又纠缠在烦杂的俗事里，有始无终。如此恶性循环，时间一长，甚至连内疚的感觉都慢慢消失了。心，慢慢地变成了铁，不，有时可能比铁还要冷。现在想来，久病床前之所以无孝子，是因为残酷的疾病让我们的热情慢慢冷却，我们谁也无法赶走冰冷的死亡那黑夜一样幽深的阴影；是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让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在焦头烂额中我们慢慢绝望并彻底地丧失了信心……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是冰冷而残酷的现实，把我们变成了连羊和鸦都不如的罪人。
面对自己的母亲，没有一个子女愿意做罪人，我相信。
写着写着就又有了泪意。母亲不识字，父亲虽然识得，却也不会看我的这些无用的文字。父亲那一辈的老人先后都走了。每走一个，父亲都让我代写一篇祭文。这些年，我已经祭过村里村外的十一个老人。有几个，其实我已经毫无印象了，但我依然写得风生水起，令人动容。现在想来，这样的文字今后我不会再写了，天王老子也不写，我甚至为自己曾经写过这样的文字而感到恶心。生命是需要尊重的——即便是卑微的生命——而不了解，也就谈不上尊重。更何况，我们谁也无权为他人盖棺定论。如果，将来有那么一天，无法战胜的死亡终于来临，我想为母亲刻上这样的墓志铭：
“胡章云——我们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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