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逝去的东胡
中华文明起步初始，在今天西辽河上游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曾经活跃过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时战时和，在商代就已经有对它的明确记载。它的后裔乌桓、鲜卑、契丹等族，在我国的历史上又分别辉煌一时。鲜卑建立的“代”政权和“北魏”王朝统治了半个中国。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与五代和北宋并立，占据了我国整个北方地区，并把幽州升为南京，由此揭开了北京首都地位的序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古老民族。
东胡，是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因居匈奴以东而得名。它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早在商代，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在春秋战国时，它主要活动在当时燕国（在今北京一带）的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今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
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政权瓦解，前后大约存在了1300多年。作为一个政权东胡虽然灭亡了，但是它的后裔鲜卑建立的“代”政权和“北魏”王朝统治了半个中国；契丹建立的辽朝与五代和北宋并立，占据了我国整个北方地区，并把幽州升为南京，由此揭开了北京首都地位的序幕。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东胡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民族。
住在柳河边的人
“东胡”一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逸周书》是汇集了西周至汉代资料的`一部文献，其中的《王会篇》是战国时期的材料。及至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更多地记述了东胡的情况，但现存唐代以前史书都没有提及“东胡”一名的来历。就东胡的族名来源，记者采访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白玉东教授。
白玉东认为，东胡并非因为在匈奴东而被称为东胡。从《史记》开始，“东胡”族称就被史界误读了。绝大多数甚至于全部历史学家都把这个语词看作是汉语词汇，理解为匈奴东面之“胡”。其实，“东胡”应该是一个古阿尔泰语词（蒙古-通古斯语）Toung-gu（s）的音译，正确的读法应该是“通古（斯）”，也就是说，“东胡”实际上是“通古（斯）”一词的异写。而“通古”的“通”意为柳树丛，“古”为河流，“通古”的直译意为“柳条河”或“河岸上长满柳树的河”，加上表示多数词性的词尾“s”后就演化为居住在河边的族群的族称——“通古斯”。作为族称，其原本意思是居住在河岸长满柳树河流边的族群，或者可以理解为是“住在柳河流域的人们”。
事实上，“东胡”一开始是指居住在辽河上游柳河流域的族群，在匈奴东进之前就已经获得了这一称谓。在赤峰市北部乌尔吉沐沦河流域发现的富河文化正是东胡早期文化的代表，距今5300年左右。房址地穴以方形为主，中央置方形灶炕。陶器种类单纯，特征鲜明，其中之字纹筒形罐是其代表性器物。生产工具有打制石器和大量的细石器，锄形石器和骨柄石刃刀是其典型器物。“住在柳河边的人”这个说法应该是东胡的自称。匈奴东进后这个民族才成为匈奴的近邻，并被匈奴所灭。白玉东认为“东胡”至少包含两个语族的族群，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因而，东胡败走后逐渐分化出几个与现代有关的民族，演变成了今天的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和满族。
中华文明的新鲜血液
东胡人崇尚自然，崇拜日月、星辰、水、火等自然万物，以熊、虎、鹿、狼等动物为图腾。在游牧生活和祭祀活动中，东胡人创造出了以“旋转”为主要动作的舞蹈体系，这种舞蹈一直被后人称作“胡旋”。东胡人还擅长制作烤制食品，特别是“烤肉”“烤饼”等食品，一直流传至今。现代烧饼就是由东胡人擅长烤制的“胡饼”演变发展而来的。
由于主体是游牧民族，狩猎、放牧的生活使东胡人民风慓悍，崇尚武力和战争，经常通过战争掠抢财富和奴隶。虽然比中原文明的发展迟缓了一些，但在战国前期，东胡人就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东胡人铸造的铜剑、铜镞、铜刀、铜戈、铜盔，不但有很高的工艺价值，而且非常锋利，特别是铜制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和长剑，堪称当时的战争利器。东胡人的牛角弓，由硕大的牛角和牛筋、鹿筋制造，既短小，又强硬有力，杀伤力极强，配以用雕翎、红柳杆、青铜箭头制成的羽箭，轻便灵活，非常实用。这种角弓羽箭，一直到唐、宋时期都是较为先进的武器之一。
《战国策》中记载的齐国民谣，形容东胡人的形象说：“大冠若箕，修剑过颐”。可见，当时东胡人的帽子很大，像个簸箕，使用的青铜剑，竖在地上长度可以顶到下颏。当时，东胡人带着这种可以遮风挡雨的箕形大帽，骑着高头大马，手挥长剑，腰悬牛角制成的短弓，经常袭击燕、赵、齐等国，向中原人展示了他们的骑兵和骑兵战术。强悍的兵种和有效的战术立即被中原人学习、推广，灵活的马战就这样取代了笨拙的车战。因为不断的发展、兼并，到了周朝乃至春秋战国时期，东胡已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个部落联合体，其中有活跃于东北部的以渔猎为主的民族，有活跃于中部的游牧民族，有活跃于西部和南部游牧、农耕兼有的民族。
东胡强盛之时，“控弦之士十余万”，以每户五人出一个能骑善射的控弦之士计算，东胡强盛时的人口达到70万左右。东胡人始终生活在以蒙古科尔沁草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域上，通过与中原各国的磨擦和相互融合，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
东胡之名的消失
东胡到战国时期已相当强盛，曾一再南下侵掠威胁燕、赵等南邻，有时甚至占领这些中原国家的土地。东胡的西南与赵国为邻，双方经常发生战争。《史记赵世家》载，“赵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73年)，曾攻东胡欧代地”。其时东胡表面上一度服属于赵，但实际上随着力量的增长，东胡后来不仅不肯臣服，而且鼓动代地的赵民叛赵，这才引起赵国夺取东胡欧代之地。“代”在今河北蔚县一代，这说明当时东胡的势力已经向南扩展了不少。
东胡对燕国的威胁更大。战国前期燕国并不强大，在“七雄”中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种形势直到燕昭王即位之初尚未改变。《史记李牧列传》载，赵将李牧攻破东胡之后，燕国有一位将领秦开曾作为人质留在东胡。此事《史记匈奴传》对此记载为：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燕国还“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这说明，昭王之初年燕国力量还不足以对抗东胡的侵扰，可见当时东胡有相当强的军事力量。后来，燕昭王励精图治，一二十年后燕国大盛。昭王随即考虑打击北部东胡人的势力。所以有了秦开袭破东胡、拓地千里之事，据推断应当为公元前284年前后。这一仗显然使东胡人遭受重大打击，但东胡并没有因此衰落，燕昭王所以筑北长城正是为防止东胡人卷土重来。今河北围场县北部仍有燕长城旧迹清晰可辨。由此可知，当时东胡人的势力应当被驱赶到了今天的河北与内蒙交界之处。
秦汉之时，东胡力量仍相当强大，但也正是在这时走向衰落与瓦解，因为它的邻居实在太强大了。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杀父头曼自立，东讨西征，势力日益强大。东胡为了试探匈奴的实力，遣使向匈奴索要头曼生前的一匹千里马，冒顿为安顿邻边给予之。东胡又索取其阏氏(即妻、妾)，冒顿又予之。东胡与匈奴之间本有一块约千余里的“欧脱之地”,即缓冲之地，匈奴称为“弃地”，东胡王认为冒顿两次许其求索肯定实力不济，故又欲夺此欧脱地带。冒顿大怒，乃发兵大败东胡。致使东胡部族溃散，残部分别退聚于乌桓山(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北)、鲜卑山(今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从而形成后来的乌桓与鲜卑族。自此，东胡之名从历史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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