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之旅的散文
听说我们要去岛国探亲,看望那里的孩子。那个在上海的孩子的舅舅,也就是妻子的弟弟显得比我们还要激动。高铁一到上海,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虹桥车站。
高规格的热情招待让我们真的是盛情难却,他说:现在我不是只有你一个亲姐姐吗?姐夫是从来不出门的,这次出门远游不更是难得的吗?
是的,我总是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次看来是要改变观点,颠覆传统了。也许在两代人之间最具权威的那句话应验了——改变父母的人只有自己的孩子。这不,连祖国“北京”都没有去过的人,一下子就要越洋去“东京”了。
这一切不就是因为那里的儿子,因为和他相守的媳妇,以及那个还未曾谋面、但却要即将出生的孙子?!
由于妻子要求孩子在定机票的时候,尽量在一天中坐车到上海,再乘飞机到东京羽田,说是不想在上海耽误一天,既耽误自己,又麻烦别人。
妻子就是这样的人——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
就这样,我们起早赶乘 七点五十分的高铁到上海,然后乘下午四点五十五分的东航飞机,由上海浦东机场直飞东京羽田机场,就这样,内弟几乎陪了我们一整天。
期间还“打的”观光了上海的“今非昔比”,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夏中鱼贯穿行,见证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现代化进程。
直到出关安检前到达机场, 而可能由于天气的原因,云层厚,能见度低,飞机延误了近一个小时,当然只是猜测,具体原因不得而知,这样就延迟到了十点多钟才到达羽田机场,辗转到了儿子的家已将近十一点多钟了。回忆这一路过来,已然有了些全新的体验。
那还是在东航登机前,妻子看到了一个“爱心服务”的通道,于是经过咨询,并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由于股骨头的先天病变,近几年开始行动不便,这样就得到了一个爱心的“轮椅 服务”。
妻子笑说:我现在又多了一个头衔叫“轮椅”。
一个高大俊朗的空少推来了轮椅,让妻子稳妥地坐上去,一路推着,去逐一办理了相关手续,行李托运,安全检查……然后一路推着妻子,曲径通幽地走过了将近三百米的通道,在贵宾似的服务中,绕过了大厅长龙的排队,来到了登机口。
可是就在这时被告知飞机延误,可能要耽误一个小时。妻子累了,靠在轮椅上闭目养神,空少伏在栏杆上无聊的玩弄着手机,也许这对他来说习以为常了。
我就在观察着次第降落和起飞的飞机,苦苦地盯着一号塔台,等着在那里出现能载我远航的飞机出现,一个小时的延误就这样过去了。
轮椅一直被护送到飞机入口处,我们一再感谢空少的辛苦付出和悉心服务。飞机在一步一回头地起飞,终于在得到指挥塔的许可指令后正式起飞了,一架银燕,如鲲鹏般直插云霄。
一切是那么的平稳,平稳到你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平稳到你可以忽略不计其影响。年轻漂亮的空姐 和俊朗帅气的空少来回穿梭于两条通道间,提供相应的服务。
在结束国内的飞行,进入岛国领空过后,供应了一顿晚餐,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日式的餐饮,它精巧,细作,内容丰富,质量高而数量少,也许和资源匮乏有关,也许是健康理念使然,已然感受到和我们截然不同的岛国饮食文化。
当飞机在羽田机场降落的时候,这边的空姐和那边的空姐用日语和英语交流了一会,就将我们交代了。
只见一位日本的空姐,带着轮椅接待了我们,很礼貌客气和热情地将妻子扶上了轮椅,就这样无缝交接成功。我们在这一瞬间变成了日本的客户。
只见那位日本空姐是位白净,靓丽,大眼睛、五官精致的小脸美女,为了感谢和贿赂她的.服务,我说了句洋泾浜的“三克优”,没想到她问我懂英语吗?我苦笑着摇摇头,这时懂得些英语的妻子和她搭讪上了。
说懂一点点英语,于是,他们聊了起来。小姐热情地问道是来旅游的吗?妻子说是来探亲的,她问是看什么人?妻子说是看儿子,她问儿子在做什么,妻子说是在这里工作。
小姐听到后很是兴奋,没想到我们会有一个儿子在他们这里工作。这种亲切的感觉很快消除了芥蒂,拉近了距离。空姐和妻子的交流是用了英语和几句日语交流完成的,期间无法表达的时候就脱口而出说出几句汉语,日本空姐也不知听懂没有,只是点头赞许。
也许她就是懂一些汉语,就像妻子懂一些英语一样,也许她是作为一种尊重的表现。以前只是听说岛国民众的修养,隔着几步远,打手机都轻得让你听不见。
妻子的同学在日本问路,被一位老年妇女送出去老远,还一再叮嘱往什么方向走。我看这位身材娇小的空姐推着妻子沉重的轮椅,依然要在铺着地毯的过道上,走过近三百米的路程,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这里看到的好几位推轮椅的都是空少,而日本却是由空姐来完成的。
这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我就想去接手小姐推轮椅的手,说你累了吧,我来换下。可是这样表现了两次,都被小姐婉拒了,她不是紧张地拒绝,而是用一个莞尔一笑的婉拒拒绝了我的好意,同样说了句洋泾浜的“谢谢”。
就这样也顺带地剥夺了我想表现的机会,其实我何尝不知道,她们一定是有严格规范的,这样做是要受罚的。规范的制度是优质服务的保证,也是她们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被称之为“格子社会”,也就是格式化的社会化,这在很多地方都能体现。
尽管我没有如愿,但是我自觉做了一回“绅士”,相信我的做派会让她感到欣慰,这是基于对他工作的理解和尊重。在出关的时候,她看到我那高大俊朗的儿子时,眼睛一亮,儿子是酷酷的高冷型,留着长发。下巴上续着些许山羊胡须,但不是刻意为之,只是一点性格的体现和忙碌的标志。
儿子用几乎听不清的低沉的日语和她打了招呼。她显然有点惊讶地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个儿子,似乎什么也不需说了,(两个孩子曾说:他们可以堪称是日本年轻人的楷模了)交代了一些事务,让我们去取行李,放在她换来的货车上,她将我们老两口和行李一并交给了儿子以后,看着我们两个沉重的拉杆箱和我背上也有近十斤重的双肩包,又回头用日语和儿子说了些什么。
我问儿子是说了什么?儿子说她告诉他可以将货车一直拉到上地铁后,这样更方便些。车子我们不用管,她会让人去收。
在地铁上,有写着“优先座”的字样,有空着的座位,“有限座”一定是我们说的老人孕妇等,儿子让她母亲在一个优先座的空位上坐好,我则在对面一个空座坐下,有人下车后空出座位,我示意儿子坐下,儿子摇头表示不用坐。
我们传统地认为给别人让座是雷锋精神,是种美德,可是我们儿子几乎是压根没有坐地铁的概念,每一次和他在这种场合下,都是有座也不坐,他还不是不想坐,而是不屑坐,既然人需要坐,有人希望坐,有人争着坐,所以他就不屑坐。
一会我发现,我的肩上有了一点份量 ,我微微侧头望去,是一个女孩疲惫地靠在我的肩头睡着了。我只能看到浅黄色的一个小脑袋,和满怀抱着的包下那一双裙裾下的膝盖。
坐在我对面的妻子也看到了这个情景,狡黠地笑了一下,我无奈地苦笑了下,不动声色地保持着原有的姿势,一动不动。我当时在想:都知道日本是个竞争很激烈的社会,“过劳死”三个字就是率先出现在这个小小的岛国的,就拿儿子和媳妇来说,都是在九点以后才能回到家的。
这个女孩也许就是这样的。我再次低头想看看她的模样,只看到胸前抱着包的那只兰花般的细小白净的手指。
直到我们的那个座椅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有点尴尬,也不知觉地轻微动了下,她的那颗小脑袋才离开我的肩,可是依然困顿地低垂着,以致我们要下车了,没有机会看到她的尊容。我庆幸,我再一次做了个“绅士”,而且这在这样一个礼仪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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