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一发成语故事

千钧一发成语故事1

　　韩愈，字退之，唐朝邓州南阳人，是当时的大文豪，主张文以载道之说，以复古为革命，用散文代替骈文，影响当时及后代非常大，所以有文起八代之衰之功劳，他很反对佛教，唐宪宗派使者要去迎接佛骨入朝，他上表谏阻，得罪了皇帝，被贬到潮州去当刺史的官，他在潮州结识了一个老和尚，这位和尚聪明达理，和韩愈很谈得来，而韩愈在潮州又很少朋友，所以和这位和尚往来比较密切，因而外间的.人都传说韩愈也相信佛教了。

　　他的朋友孟郊，当时做着尚书，是最信奉佛教的。也为了得罪宪宗皇帝被贬谪到吉州去。到了吉州后，他也听到人们的传说，说韩愈已经信起佛来，他有点疑惑，因为他知道韩愈是反对信仰最力的人，为此，他特地写了一封信去问韩愈。

　　韩愈接到孟几道的信后，知道他与和尚往来，才引起别人发生了误会，马上回信向孟几道加以解释。而且，韩愈对当时在朝的一班大臣们，信奉佛教，不守儒道，一味拿迷信来蛊惑皇帝，大大加以评击。他对皇帝疏远贤人，使儒道坠落，颇为愤慨。信中有这样的话：“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共危如一发引千钧……”

　　这是比喻一件事情，到了极危险的地步，好像一根头发，系着一千斤重的东西。现在一般人凡是遇到最危险的事情，往往就拿这句话来形容。

　　这则成语见韩愈给孟尚书书，有：“共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洼以微灭。”之句。

千钧一发成语故事2

　　公元前154年，即汉景帝刘启即位的第三年，吴王刘濞因不满朝廷逐步削弱诸侯王封地，纠集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6个诸侯王，打着“清君侧，诛晁错”（因为晁错力主削藩）的旗号，起兵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

　　据东汉班固的《汉书·枚乘传》记载，西汉初年著名的辞赋家枚乘，最初在吴王刘濞的宫廷里任郎中（当时的一种官职）。在刘濞一开始图谋反叛时，枚乘就坚决反对，他写了《谏吴王书》来劝阻吴王叛乱。他写道：“现在形势非常危急，好像一根细线悬于高空，挂着千钧重的东西，而且下临深潭，细线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但是，吴王刘濞根本不听他的劝告，执意起兵叛乱。枚乘无奈之下，只好跑到梁孝王那里避险。

　　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不顾多年对晁错的宠信，昧着良心，诛杀了晁错。景帝杀了晁错以后，就派袁盎以太常官职出使吴国，告知已杀晁错，并恢复被削封地，要求吴王刘濞退兵。这时刘濞已打了几个胜仗，夺得了不少地盘。和袁盎同去的宗正先见刘濞，要他拜受诏书。刘濞狂妄地大笑说：“我已为东帝，还拜什么诏书？”于是不肯见袁盎，却把他留在军中，想让袁盎参加叛军，任命他为将领，袁盎不肯。吴王刘濞就派一名都尉带五百兵把袁盎围守在军中，还想把他杀了。袁盎得到消息后，连夜逃出吴军营地，最后回到长安。这样，吴王刘濞就自己揭穿了所谓“清君侧”是一个骗局。

　　这时，从前线回长安来汇报军情的校尉邓公来见景帝。景帝问他：“你从前线回来，听说晁错已死，吴楚退兵了吗？”邓公说：“吴王谋反，已经准备几十年了，为削他的封地而发怒，要求诛晁错，不过是个借口，本意并不在反对晁错一个人。现在杀了晁错，我恐怕天下之士从此闭口，再也不敢说话了。”景帝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王国越来越强大，朝廷不能控制，所以建议削夺他们的封地，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地位，这是对万世都有利的打算啊。计划刚们的封地，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地位，这是对万世都有利的打算啊。计划刚刚开始施行，竟全家被杀，这样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我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

　　听了邓公的一番精辟的分析，杀了晁错吴楚仍不退兵的事实后，景帝长叹一口气，说：“你说得很对，我也悔恨了。”但后悔已经晚了。于是，晁错得以平反。不过，这对晁错来说己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景帝看到用牺牲晁错和恢复被削封地的妥协办法不能使吴楚七国退兵，就只有坚决使用军事手段，来平定叛乱。在周亚夫等路军队的攻击下，吴王刘濞兵败被杀，其他六个叛王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处死。刘濞经过长期准备发动的叛乱，不到三个月就被彻底粉碎了。枚乘的话应验了。后来，人们将枚乘《谏吴王书》中的“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缩成“一发千钧”，又作“千钧一发”，来比喻形势非常危急或极其危险。

　　——《谏吴王书》

　　【千钧一发的意思】一根头发上拴着千钧重物，形容万分危急的情形。钧，古时的计量单位，以三十斤为一钧。

　　【千钧一发造句】就在一辆小车即将撞到小女孩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青年冲上去避免了一场悲剧。

　　【妙语点拨】对于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景帝来说，怎么会不明白谁是谁非？他腰斩晁错不过是丢车保帅的行为罢了。只是在丢掉了晁错这颗棋子后，并没有起到扭转危局的作用。尽管汉景帝在这件事上办得稀里糊涂，但最起码他还是把错杀晁错的责任揽在了自己头上，尽管有些轻描淡写。但是后来在平反错案时，往往是第二元凶的身败名裂，而罪魁却与此毫无瓜葛。试问，没有罪魁的默许甚至授意，第二元凶怎敢擅自行事？

　　【近义】危在旦夕

　　【成语接龙】千钧一发→发扬光大→大显身手→手到擒来→来日方长→长吁短叹→叹为观止

千钧一发成语故事3

　　【成语】： 千钧一发

　　【拼音】： qiān jūn yī fà

　　【解释】： 比喻情况万分危急。

　　出处

　　《汉书·枚乘传》：“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

　　唐·韩愈《与孟尚书书》：“其危如一发引千钧。

　　【成语】：

　　西汉时期有个著名的文学家名叫枚乘，他擅长写辞赋。开始他在吴王刘濞那里作郎中，刘濞想要反叛朝廷，枚乘就劝阻他说：“用一缕头发系上千钧重的东西，上面悬在没有尽头的高处，下边是无底的深渊，这种情景就是再愚蠢的人也知道是极其危险的。如果在上边断了，那是接不上的;如果坠入深渊也就不能取上来了。所以，你反叛汉朝，就如这缕头发一样危险啊!”枚乘的忠告并没有得到刘濞的采纳，他只好离开吴国，去梁国作梁孝王的门客。到了汉景帝时，吴王纠合其它六个诸侯国谋反，结果被平灭。“千钧一发”这条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钧”，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

　　故事2：

　　韩愈，字退之，唐朝邓州南阳人，是当时的大文豪，主张文以载道之说，以复古为革命，用散文代替骈文，影响当时及后代非常大，所以有文起八代之衰之功劳，他很反对佛教，唐宪宗派使者要去迎接佛骨入朝，他上表谏阻，得罪了皇帝，被贬到潮州去当刺史的官，他[2] 在潮州结识了一个老和尚，这位和尚聪明达理，和韩愈很谈得来，而韩愈在潮州又很少有朋友，所以和这位和尚往来比较密切，因而外间的人都传说韩愈也相信佛教了。

　　他的朋友孟简(几道)，当时做着尚书，是最信奉佛教的，也因为得罪宪宗皇帝被贬谪到吉州去。到了吉州后，他也听到人们的传说，说韩愈已经信起佛来，他有点疑惑，因为他知道韩愈是反对信仰最力的人，为此，他特地写了一封信去问韩愈。 韩愈接到孟几道的信后，知道他与和尚往来，才引起别人发生了误会，马上回信向孟几道加以解释。而且，韩愈对当时在朝的一班大臣们，信奉佛教，不守儒道，一味拿迷信来蛊惑皇帝，大大加以抨击。他对皇帝疏远贤人，使儒道坠落，颇为愤慨。信中有这样的话：“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共危如一发引千钧…”

　　张之洞(1873-1909)历官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1907年内召为军机大臣。“政治家”的生涯，应该是他的本分。不过，利用封疆大吏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影响力，张之洞周围聚集了一批晚清乃至民国时期的重要学者。在张之洞的赞助下，凭借着种种学缘、地缘、人缘的接近，逐渐形成一个以“清流”人物为核心的学人圈子，在近代中国思想嬗变和学术传承的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是从张之洞开始，依次考察刘坤一、袁世凯、端方等清末督抚的文教施设，探索“近代学术的体制内进路”。

　　好发纵横捭阖的议论，坚守儒家义理，热衷诗酒交游，关注学术文教，这些旧时清流党的气质，逐渐凝结为张之洞周边学人圈子的底色

　　在众多晚清督抚当中，张之洞的幕府能够独树一帜，吸引大量学人。这跟他早年参与“清流”的经历，也就是李鸿章所谓“书生习气”的养成，有很大的关系。

　　张之洞功名早达：十六岁高中顺天乡试解元，二十七岁时会试中式，殿试被点为探花，随后进入翰林院。在此前后，他结识了翁同龢、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等活跃于京城的学者型官僚，成为这一时期京城士大夫交游的重要组织者。同、光之交的京师学人交往，不仅孕育了金石考古的专门之学，更从学人之间频繁的诗酒交游当中，滋长出一股清议的意气。光绪初年，随着中俄伊犁之争、中日琉球之争、中法越南之争等边疆或藩属问题的激化，外交局面再次严峻。张之洞呼吸领会到这种风气变化，及时从金石考订圈子淡出身影，加入当时翰林院中热衷于言事的“清流”行列。

　　所谓“清流”，是古已有之的对清议集团的称呼，以朝臣的犯颜直谏为标志，同时包涵了东汉党锢、宋代太学生、明末东林党等泛化的士大夫言论势力。

　　晚清“清流”区别于前代清议的一大特点，在于其主体并非负有言责的谏官，而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翰林院的“讲官”。他们平日沉溺于诗酒唱酬、金石考据、校勘收藏，一旦有事，就联翩上疏，鞭挞权贵，弹劾督抚，在朝堂上形成道德舆论的压力。与以往近代史教科书塑造的“顽固派”印象不同，这些翰林院出身的清议分子由于品级较高，大多视野开阔，究心时务，既有与督抚进行交涉的资格，又具备相关学养和人脉。他们自负才情学问，对西方的政治、外交、学术大都有兴趣，喜欢纵横捭阖地漫谈国际形势，甚至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座上宾。

　　1884年中法战争成为“清流”命运的转折点。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等清流人物纷纷被外派会办防务，却因战事不利而沦为举国非笑的对象。甲申以后，“清流”势力几乎全军覆没。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张之洞。此前他被外放为山西巡抚，战争期间又临危受命，署理两广总督，实际上已从翰林清流摇身一变而为封疆重臣。

　　“清流”经历对于外任督抚的张之洞而言，绝不仅仅是一段年少轻狂的往事。作为清流仅存的硕果，张之洞在他的幕府和属下的书院书局中安置了许多清流人物，如梁鼎芬、吴兆泰、缪荃孙、沈曾植、郑孝胥、陈庆年、陈衍等，多为当年翰林院清议分子的后辈或门生。当时京城里流传的话头是：“有好主人在，不患无书院坐。”即便在朝中得罪了人，也还有张之洞这样的“好主人”，为清流士大夫提供出路。好发纵横捭阖的议论，坚守儒家义理，热衷诗酒交游，关注学术文教，这些旧时清流党的气质，逐渐凝结为张之洞周边学人圈子的底色。

　　张之洞从提倡新学的先驱蜕化为新、旧之间的调和者，并非退步，其实这正是他出入于“清流”和“洋务”两个群体、两种阅历之间所获的进境。

　　今人提起张之洞，首先映入脑帘的，恐怕是“洋务派”三个字。说起“洋务派”或“洋务运动”，张之洞绝不是始作俑者。若是从曾国藩、李鸿章等兴办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算起，怎么也有三十年了。张之洞大规模从事洋务，是受“甲申马江一败”的刺激，在晚清督抚队中已属后起者。枪炮、铁路、钢铁、纺织等形而下的“器物”制造，更非“清流”出身的张之洞的长项。在一开始，他只能亦步亦趋地摹仿甚至请教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重臣经验。如何将昔日“清流”经历及幕府中清流学人的劣势转化为优势，使其翻出与曾、李系统截然不同的新面目?这是张之洞作为“洋务殿军”必须直面的难题。

　　大概在1890年前后，张之洞曾致信王韬(1828-1897)，请他在上海聘洋人翻译西学书籍。不过王韬返回的题名为《洋务辑要》的稿件，不很令人满意。张之洞不得不从李鸿章那里请来精通洋务的杨模、杨楷兄弟，组织人员修改译稿。这位杨楷就是清末民国时期有名的杨道霖(1856-1931)，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祖父。当时他有一封致张之洞的长信，信中详细列举了编辑洋务书的人员、分工和进度。参与重修者，除了杨模、杨楷，还有汪康年、华世芳、叶瀚、秦坚、王镜莹、钟天纬等，多半来自当时活跃在上海周边的新学圈子。更重要的是，这部洋务书采取分门编辑的'方式，列有疆域、官制、学校、工作、商务、赋税、国用、军实、刑律、邦交、教派、礼俗共十二门类。其中，官制、学校、刑律、教派、礼俗五门，涉及西学的制度文化层次，在甲午战争以前，应属较为领先的构想。

　　在我看来，正是张之洞及其周边学人的“清流”背景，使他们在面临西学、西政冲击时，能够保持对于制度、文化、风俗、教育等内容的高度敏感，从而实现“洋务”的内在化突破。“洋务”和“清流”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对立，他们大体都是中体西用论者，在人脉上也多有联系甚至重叠。但出自“清流”的张之洞系统，与出自军功的李鸿章及其后继者不同的是，前者衡量中西文化整体的标准，逐渐从“功利”返回到了“义理”，于是洋务自然就从器物流入了制度、文化、教育，甚至伦理。人们看到张之洞晚年逐渐从提倡新学的先驱蜕化为新、旧之间的调和者，视之为退步。其实，这正是张之洞出入于“清流”和“洋务”两个群体、两种阅历之间所获的进境。

　　张之洞学人圈附着于体制内部的特性和执着于名教义理的底色，这段学术史上的大事因缘，却在近代中国日益趋新求变的社会氛围中逐渐黯淡下去

　　在清初康雍乾时代，皇权较为强势，他们主张“君师合一”，利用全国性的思想统制和文化工程，对从理学到考据学的学风转移发挥了引导作用。到了嘉庆、道光、咸丰以后，政治上“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文化权势也逐渐向握有实权的督抚转移。“君师合一”下移为“官师合一”，毕沅、阮元、曾国藩等以督抚的身份和资源提倡学术文教，或编辑大部丛书，或创办经古书院，或经营官书局。张之洞学人圈的成立，正是在清代封疆大吏主持风教传统的延长线上。

　　近代中国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旧范式已残而新范式未立的过渡时代，学界中人对外在环境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学人交往等外缘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最激烈的交锋，无不是在“群”与“群”之间展开。在此过程中，学人圈边缘人物的倾向有可能被核心人物中和。如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与刘坤一等督抚主持“东南互保”，张幕下的钱恂、汪康年等则与海外“勤王”势力颇有纠缠，甚至有意鼓动张之洞离开清廷而独立，旋即被张之洞、梁鼎芬否定，付之以镇压自立会起事的果断措施。而张之洞作为群体核心人物的个人意志，也有可能受到整个学人圈氛围的制约。庚子以后，张之洞受八国联军入侵的刺激，觉得一切必须尽变西法，从皮毛学起。这种“全盘西化”的议论，遭到周边梁鼎芬、沈曾植等人抵制。最终他与刘坤一联合上奏的《变法三疏》，仍采用了较为折衷的论调。

　　“群”是晚清人受西方社会学启发而特别重视的一个观念。不过以往学界往往只重视思想倾向进步的“新学群体”，如学会、报社、政团、政党等，却对士大夫社会固有的交游传统不无忽视。事实上，康梁一派新学群体的发生，本身就以“清流”等士大夫群体为土壤;而如南社等革命团体，更完全继承了唱和、雅集、拍曲、评选诗文等晚明以来士大夫交游的外在形式。清末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正是处于新旧之间。然而，由于张之洞学人圈附着于体制内部的特性和执着于名教义理的底色，这段学术史上的大事因缘，却在近代中国日益趋新求变的社会氛围中逐渐黯淡下去。在张之洞等晚清督抚身后，地方主政者甚少自负向读书社会输送学术新经验的使命，也再难聚集起足以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印记的学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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